嫖宿幼女罪的公共争议，不仅是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体适用等法律专业问题，更多还是基于各地频频爆出的官员权贵性侵幼女案，及司法机关处理相关案件的程序瑕疵、角色错位以及态度偏袒，这才是罪名存废所无法完全释解的社会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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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萧锐（法律人，时事评论员）
嫖宿幼女罪，一个具体刑法罪名在全国“两会”被聚焦，已经很有几个年头了。全国人大代表、长期聚焦于取消嫖宿幼女罪的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日前透露，“去年以来，实践中嫖宿幼女罪已基本不再使用”，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对其的答复中表示“将在有关刑法修改工作中认真研究废除嫖宿幼女罪”。此前，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高调表态，“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”，朝野呼声汇聚，罪名废除似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。
“嫖宿幼女”这个语境猥琐的诡异表述，进入中国法律范畴的路径，非常具有时代特色，甚至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这个并不专业的词汇究竟从何而来。据《南方周末》此前的梳理报道，“嫖宿幼女”第一次登堂入室源自1986年《治安处罚条例》的诞生，随后1997年《刑法》修订时，该说法被沿用，但其却并非严肃的法言法语，更多是口语化的习惯用词。“嫖宿”与“幼女”的结合，所给予公众的第一印象，除了法律判断，更多还是传统道德评价——道貌岸然之士猥琐阴暗、辣手摧花，而且对幼女及其亲属附加了不当的道德评判。加之近年来频频爆出的相关案件，涉嫌犯罪主体的权贵色彩，也加剧了这个刑法罪名在社会层面的尴尬。
很难说，公众对于嫖宿幼女罪的不满，有多大的比重是源自上述字面意思的不恰当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，以类似“与未成年人性交罪”的表述进行罪名概括，是否会减少一些争议？客观来说，围绕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争论，上述一定程度上的纯字面理解具有代表性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罪名紧追不放，重点还不在单纯的罪名称谓。公众之于嫖宿幼女罪的忧虑，占比重最大的还在于司法对相关案件的最终量刑，被认为较强奸罪更轻，尤其是出现某些基层官员涉案，较轻的量刑更容易被解读为司法不公、偏袒权贵。
事实上，嫖宿幼女罪诞生伊始，曾一度被认为是在立法上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举措，因为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高于强奸罪，前者为5年，而后者只有3年。但同时，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在最高刑上的区别，加剧了人们对司法偏袒、制度后门的担忧。嫖宿幼女罪排除了死刑的适用，相较于强奸罪最高可处死刑的严峻程度，让公众有理由担心，相关罪名威慑不足，而放纵有余。
更何况，强奸罪中“奸淫幼女”作为加重情节存在，量刑范围十年以上直至死刑，两厢比较，更容易给人以此轻彼重的感觉。颇为诡异的，还有相关罪名所处的《刑法》不同章节，嫖宿幼女罪被安排在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部分，而强奸罪等性侵犯罪所归属的刑法章节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一部。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不同位置与分布，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立法初衷在所保护法益上的侧重。
做好废除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准备，目前仅有司法解释的局面显然还不够，更严谨、更高级别的立法动作须予以配合。值得警惕的是，2013年的司法解释在认定幼女时新增一个年龄档位，突破以往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被认定为幼女的标准，对“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害人”，给出了“身体发育状况、言谈举止、衣着特征、生活作息规律”等主观判断性质的辨识空间。该条款所面临的，可能不仅是具体案件的法庭细节争议，更多还是法律层面对幼女保护的严厉程度拷问。接下来，与废除嫖宿幼女罪同步的刑法修改，对“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害人”的幼女认定，是否会沿用上述以身体发育状况判断的观点，具体如何适用，有可能存在怎样的问题，需要持续关注。
现在看起来，迫于多年以来的社会压力与适用困窘，嫖宿幼女罪的废止应当说箭在弦上，2013年10月，多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》，规定“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，均以强奸罪论处”，事实上已经压缩了非常大的“嫖宿幼女罪”适用空间。此后一年多的司法实务中，各地涉及奸淫幼女类案件的法律适用，已经基本不再适用嫖宿幼女罪，转而按《意见》要求以强奸罪论处，嫖宿幼女罪的名存实亡基本上已是既成事实。
事到如今，除了一起倒数、静候这个罪名正式步入历史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则是：废除嫖宿幼女罪之后，公众此前因嫖宿幼女罪引发的普遍性忧虑，是否就此消散？刑法中再没有“嫖宿幼女”这样的字眼，相关案件以强奸罪论处，或新增其他性侵未成年人罪名以规制，司法在处理具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表现，是否足以消弭公众隐隐的担心？现成的例子是，四川邛崃两名男子2013年因嫖宿幼女罪被捕，检方最终以强奸罪起诉，被视为首例废止嫖宿幼女罪案例，但日前法院给出的有期徒刑5年判决还是引来一些争议，有网友认为具体量刑与此前嫖宿幼女罪的最轻刑期没有分别。
从一开始，嫖宿幼女罪的公共争议，便不仅是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体适用等法律专业问题，更多还是基于全国各地频频爆出的官员权贵性侵幼女案件，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过程中的程序瑕疵、角色错位以及态度偏袒，给人以某种司法不公正的固有印象，这是罪名存废所无法完全释解的社会情绪。重建公民对法律的信仰、对法庭权威的尊重，恐怕还需要新一轮司法改革“以审判为中心”、回归司法属性、捍卫司法独立的多元努力，以及最终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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